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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法规一词最早出现于1938年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审议批准机关收到党内法规草案后，交由所属负责法规工作的机构进行审核。

其次，表现形式和体系构成不同。处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关系的基本原则。主要审核以下内容：……（二）是否同宪法和法律不一致……第28条规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各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发布的党内法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中央责令改正或者予以撤销：……（二）同宪法和法律不一致的……《备案规定》第7条规定：中央办公厅对报送中央备案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12《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第3条第4项：坚持党组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与本单位领导班子依法依章程履行职责相统一，把党的主张通过法定、民主程序转化为本单位领导班子的决定。治党治国各方面的因素都迫切要求党实现党内治理的法治化，而党内法规恰恰为党内治理法治化提供了最佳的制度载体。

党内法规体系是党内治理法治化的制度载体，依法执政需要良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和国家法律体系，要求我们首先跳脱国家法中心主义和传统党建理论的思维定势，立足法治一般规律和中国政治现实，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高度去认识二者及其相互关系。罗豪才等，2006，《软法与公共治理》，北京大学出版社，第6页。后者的这种意外的可能性，主要缘起于如下事实：现代中国有关法的、尤其是宪法的许多观念和制度，可以通过两个不同的源流追溯到那段历史的源头上去，其中一个是前苏联国家法的源流，另一个则是日本公法的源流。

作者简介：林来梵，法学博士，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25] 上山安敏，前引书，第142页以下。值得随便一提的是，陈新民采用史塔尔译名，这本无碍，此处所采用的施塔尔译名来取之前出大陆《新德汉词典》第1423页。但在拉班德那里，实质意义上的法律指的是某种具有拘束力的法命题（Rechtssatz）的定立（Anordnung）。

随便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之所以这样说，也并不完全是以现代立宪主义的观念以及准则体系去要求近代历史上的拉班德，事实上，在他同时代的西方，也已经产生了即使立法也不能肆意侵犯基本权利的那种自由主义观念。自此以降，德意志法学开始进入了流脉颇为错综复杂的时代。

诚如现代学者 Sontheimer所言：只要帝国继存，拉班德的宪法解释学基本上就以无敌的强势支配着国法学。（6） 具有人格特征，即是一种道德的、精神的高级有机体。[26] 1918年，80高龄的拉班德在享尽其宪法学上的成就在那个时代所能给他带来的一切荣光之后终于谢世。此处之所以说是拉班德时代的宪法学，而不说拉班德的宪法学，是因为在严格意义上，这个宪法学不独为拉班德一人所能代表。

[27] 他生前担任过枢密院议员、上议院议员、各种数不胜数的委员会的委员，以及斯特拉斯堡大学校长。当然，当拉班德把宪法的含义理解为是对专制权力的限制之时，他对立宪主义的理解其实只对一半。格贝尔（Carl Friedrich Wilhelm von Gerber，1823-1891）的研究领域涉及私法学、公法学和法史学，在学术上也具有重要地位，并曾担任过大学校长、国会议员、教育部长以及北方德意志同盟的制宪议会议员等职。在这个理论中，拉班德区分了实质意义的法律和形式意义的法律。

当然，另一方面也应承认，如果没有公法实证主义传统的铺垫和沿承所形成的配合作用，施密特的理论也许只能是纸上谈兵，而无法得到法律观念和技术上的有力支撑。具体地说就是：第一，所要把握的固然是一种学说史，但不刻意深究其复杂的社会政治背景，而着重关心它具有规范形成意味的那种自我展开的脉络，笔者把这种谱系论意义上的脉络，喻称为一种故事。

在当时的德国，司法独立的问题其实已经伴随着司法行政的问题而被提到日程上来，早在40年代，德意志的自由主义法治国家理论就开始倡导法官的自治，形成了对司法行政的防御观念，而在德意志官僚制传统中，有别于官府审判的行政审判制度，正可谓是当时的一项进步成果。就此，当代的日本学者上山安敏分析到： 俾斯麦宪法是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对立，制度化在休战状态之中。

[14] 参见「日」碧海纯一、伊藤正己、村上淳一：《法学史》，东京大学出版会1976年版，第159页。[21] 但拉班德的宪法学没有回应这一课题，相反，拉班德从国家法的立场出发，仅仅把广义的行政中所存在的行政活动与司法活动的分离作为一项技术性的事项加以处理。这种皇皇正论，其实体现了他将一切法外的东西一概加以摒弃的法律实证主义态度。这就是拉班德的理论局限，也是当时德国公法学中法律保留观念的阿基里斯之踵。然而，也正是基于这种妥协，过去数百年的政治动荡得以趋于相对的稳定，德国的产业革命急剧发展。他的法律二元论的真正意图在于限制国民代表参与立法，而将问题的中心从法律是怎样定立的这一立法发生论的问题，切换为业已定立的法律应该如何解释、如何执行、如何拘束行政的问题。

（三） 权力分立观 拉班德在权力分立问题上的观点，主要体现在他对司法的独特看法上。认识这一点，自然对理解19世纪的德国实证主义宪法学的精神也殊为重要。

基于这一点，它基本上预备了解答任何法律问题的机制，并通过形式上的暂定解决，回避和消解了真正的价值判断的冲突。就这样，拉班德其实打通了横亘在绝对主义国家的国家意志形成过程与立宪国家的国家意志形成过程之间的境界，不但稀析了立宪国家的法的标志，而且从实质意义上的法律中抽掉了一般性质，而这种一般性质，实际上就是所谓一般性的法概念或法的普遍性，它们乃是把理性置于法之核心地位的那种自由主义法治国家论者们的寄托。

与此不同，由于洛克、孟德斯鸠，特别是卢梭的自然法思想的影响，当时也存在反对专制主义的立宪主义思想。当他主张对人民自由权利的限制只能通过法律之时，实际上可以将其命题转换为只要根据法律就可以限制人民的自由权利。

因为，宪法解释中的这种独善的实证主义，最为适合当时德意志帝国的那种安定的、内政上几近静态的状况。[3] 「日」小林孝辅：《德意志宪法史》，学阳书房1980年版，第160页。显然，这与他的方法也是一致的，同时自然也体现他并不关心民主主义、人民主权等宪法学上的观念性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对已经形成的近代法治主义、形式合理主义的法理念也有所承担。

[18] （二） 法治立宪国家论 从上述的方法论出发，拉班德相当明快地提出了他的有关法治国家和立宪主义的观点。但在外国学界的成果中则可看到一些头绪。

拉班德所考虑的法律，包括了立宪国家体制成立之前就已经存在的法律，与议会的法律无关，但当时普鲁士宪法第62条规定，新法的制定必须获得议会的同意，[17] 经议会同意后再由国王所定立的法命题形式就可称之为法律。拉班德就是这段历史中的象征性存在，他在前人思想的铺垫之下出现，把他人从私法领域中引入公法学的法律实证主义方法发展为有效回避、消解或暂定解决政治问题的法律技术，从而以矛盾的学术性格微妙地回应了矛盾的时代课题，即在政治效果上一方面默认和容忍了当时德国 君权主义宪法体制的政治现实，另一方面也表述和维护了近代德国的法治主义精神。

但拉班德通过法律实证主义宪法学的方法，只看到了法的概念形式。在此，法律实证主义的血脉实在是清晰可辨。

[6] 参见小林孝辅，前引书，第82－88页。[26] 同上，第142－143页。从这些意义上而言，拉班德宪法学实在拥有丰富的矛盾性格。[13] 在1825年刊行的《公权论》（über ？ffentliehe Rechte）中，提出了与布隆奇利大致相同的国家有机体学说。

换言之，在他看来，所谓国家的审判权这种东西，其本质乃属于国家统治的形式意义上的确认，只不过这种权力是由那些被称之为法院的国家机关来行使而已，而这种机关本身也是国家支配力的管理者，与其他官厅没有决定性的差别。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国王与两院都是立法机关。

拉班德的宪法学思想颇为丰富，具有理论构成形态的学说主要有以下这些。他彻底撇开了残存在格贝尔那里的社会认识视点，进一步将格贝尔的宪法理论加以法逻辑意义上的纯净化，把宪法结构纯粹作为法逻辑结构加以把握。

正像后世的耶利内克所言：如果说莫尔是自由主义国家思想的先导者，那么布隆奇利就是这种思想的普及者。[1] 既然如此，思考或解决现代我国宪法中的一些观念问题，其实可以通过解读这段历史而追寻得一些机要。